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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初,晚清政权正摇摇欲坠。就在朝堂最后几年激烈的自救与政斗中,小小的相机却搅动了波谲云诡的政局,拨动了政治人物的命运。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岑春煊“假照片”事件。
岑春煊的前半生
岑春煊,字云阶,清末民初人。他出身显赫,家父岑毓英系云贵总督,因此,受其荫蔽的岑春煊年仅十八岁就被送往京城,派为工部学习行走。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,岑春煊被唤作“岑三公子”,与瑞澄、劳子乔并称“京城三少”。1892年,守完父孝的他补受光禄寺少卿,迁太仆寺少卿、署大理寺正卿。
甲午战争是岑春煊个人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,由于他“发愤自请效力前敌”,因此得到了军机大臣李鸿藻的注意,将其调至钦差大臣刘坤一麾下任职,设防烟台。清廷的议和与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,对岑春煊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刺激,他因而投身维新运动,与后来的戊戌党人交往。他还和康有为筹议成立了广西最早的维新社团——桂林圣学会。1898年,岑春煊面陈光绪帝国事艰难、朝廷臃肿之弊,光绪帝采取了其裁撤旧官之谏,并任命他作广东布政使。广东任上,岑春煊大力裁撤闲散衙门,并因此与督抚谭钟麟产生龃龉,相互攻讦,其刚烈之举震动朝廷。“(慈禧)太后恶之,荣禄为缓颊,乃调甘肃”。然而,一场新的变故,即将带他攀上新的事业高峰。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华,慈禧携带光绪出逃,而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则在接到驰援上谕后,星夜领兵疾奔北京,千里护驾:
“一夕宿破庙,春煊环刀立庙外彻夜,太后梦中忽惊呼,春煊则朗声应曰:‘臣春煊在此保驾’。”
经此事件后,慈禧大为感动,甚至只有在看到岑春煊才稍感心安,并对他表示:
“我母子西巡时,若不得汝照料,恐将饿死,焉有今日?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。……若得复国,必无敢忘德也。”
还有一次,她还向朝臣询问说,“此耻如何可雪?”台下只有岑春煊应对如流,深得慈禧认可。由此,岑春煊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心与信任,也预定了未来重臣的位置。清末有言说“京外总督三个半”,这“三”就是张之洞、袁世凯和岑春煊,“半”即端方,他们都堪称地方巨擘。
1902年,清廷颁布“新政”上谕,开启清末新政,岑春煊积极参与其中,上书建议“迅速特简亲贵大臣,以考求新政为名,历聘欧美有约诸邦”,并“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,痛除旧习,以动天下之观听”。而在他1901到1906年先后就职山西巡抚、署理四川总督、两广总督的任上,岑春煊也亲身实践,建设推广现代教育体系,培养实业与军事方面的人才。同时,他也继续坚持自己整肃官场的路线,甚至得名“官屠”:
“春煊每至一省,必大肆纠弹,上下股栗失色。”
1906年,清廷预备立宪,而各派系的矛盾也步入新阶段。陈寅恪曾分析时局说:
“京官以瞿鸿禨、张之洞等,外官以陶模、岑春煊等为清流;京官以庆亲王奕劻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,外官以周馥、杨士骧等为浊流。”
需要说明的是,清浊并不直接对应各派系的道德水平,而仅仅应被视作对党派的称谓。这些人相互倾轧,最终在1907年爆发了丁未政潮。
丁未政潮
丁未政潮,主要指的是上述清流与浊流空前激烈的党争,双方其实都支持维新立宪,但各有其利益所在。比如说,庆亲王奕劻伙同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组建责任内阁,并由奕劻任总理、袁世凯任副总理,掌握中央大权;军机大臣瞿鸿禨,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皇室少壮派权贵铁良等人却上书斥其野心,主张保留军机处。最终,后者的方案得到执行,袁世凯还失去了原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兵权。作为报复,奕劻和袁世凯设法用边患的名义劝动慈禧,将岑春煊调任偏远荒凉的云贵总督,使其远离权力核心,而两广总督则由袁世凯的姻亲周馥接任。4月,东三省官制改革,原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,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各设一巡抚,分别由徐世昌,唐绍仪,朱家宝和段芝贵担任,他们都是北洋之人,胜利的天平再度翻转。
值此危难之际,岑春煊认为“不于此际设法入都,造膝详陈种种危迫情形,机会一失,追悔无穷”。在瞿鸿禨、御史赵启霖等人的帮助下,岑春煊先是称病,然后假意受调补四川总督,在前往四川的路上,于汉口突然“迎折北上,坚请入对”。面对感念旧情的慈禧,他痛批“庆亲王贪庸误国,引用小人”。至于他自己,则“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、皇上做一看家恶犬”。慈禧果然应允。
此后,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与清流诸人不断向朱宝奎、段芝贵等庆袁党羽(即以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成员)开炮弹劾,令他们疲于招架。面对这一局面,奕劻和袁世凯先是催动两广总督周馥奏报事急,又收买大公主劝动慈禧叫岑春煊离开京城,去镇压广西革命党人,“君命犹天命,臣子宁敢自择地。春煊渥蒙宠遇,尤不当如此”,岑因此不得不走,但仍称病暂居上海,并未赴任。
而奕劻、袁世凯二人,则仍有意将之赶尽杀绝。毕竟,岑春煊此时依然拥有慈禧的信任,也就有可能重新起复,挽回清流颓势。同时,和岑春煊并称“南岑北袁”的袁世凯还与其有些私人恩怨:昔日广东任职时,岑春煊就检举了时任广东海关监督库书的周馥,而袁世凯也曾为邀得慈禧恩宠,出卖了康、梁等岑春煊的戊戌友人。因此,虽时人认为“袁世凯、岑春煊俱有宠于太后”,但这两个宠臣之间,却实实在在是水火不容。
“春煊之宠,由庚子护驾。皆以患难奋翅而起,虽有外言,莫能间也。”
那么,如何彻底动摇慈禧对岑春煊的信任呢?袁世凯认为,恐怕还得从她最痛恨的康、梁二人入手。1904年,慈禧曾在“万寿”之年赦免了维新人士,但只有曾意图暴力夺权的康、梁和孙文被排除在外。因此,庆袁党羽之一给事中陈庆桂便试图弹劾岑春煊,指控他同样和康有为等人有关系,然而该奏折却为顾念旧情的慈禧留中未发:
“太后曾恶康党,以春煊新被宠,不应有是,待之如初。”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就是在岑被赶出京城不久,瞿鸿禨即因结党罪名而被免职。陈庆桂弹劾失败后,奕劻、袁世凯二人继续盯紧岑春煊的动向,终于等到了五月梁启超抵达上海与岑春煊会面的传闻。他们旋即通过电报,要求两江总督端方“设密确查”,后者确认了消息属实,并将所收集情报汇往京城。然而,慈禧虽“动于奕劻之危词,屏而远之,而犹有念旧之意”,此时,若是他们仍一味纠缠,恐怕会产生反效果。就在奕劻、袁世凯二人苦恼之际,一个外来的“小人物”,和他手中的相机,彻底改变了政局的走向。
晚清假照片事件
蔡乃煌,广东番禺人,1891年中举,此后虽辗转于洋务局、机器局、川汉铁路总公司等新式部门,却仕途不顺,久不得志。他曾想趁岑春煊病居上海之时,试图攀附这位四川总督,但被“峻拒之”。因此,他最终钻营进京,改投至袁世凯门下。而他的晋身之资,就是一张有关岑春煊的假照片。
相机在晚清的中国是个绝对的稀罕玩意,即便是达亲显贵,在第一次接触摄影时,甚至也会恐慌地以为照片能摄取他们的魂魄,避之不及,因此,知道照片还能被造假合成的人就更少了。
蔡乃煌对洋务工艺涉猎颇广,因此献计并承办了此事。他分别取得了岑春煊、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照片,到一广东同乡所经营的照相馆合放拍下,便形成了一张他们在上海时报馆前“共立相语”的假合照。随后,他亲自将之带去了天津,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。
在那个初初萌生“有图有真相”观念的年代,这可谓“板上钉钉”“不容辩驳”的“铁证”。而在假合照外,袁世凯等人还选择双管齐下,他们拉拢了原清流人士,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于七月二日上书弹劾(前一天晚上,蔡乃煌和引介人顾亚蘧即来其家中“久谈”),大肆渲染岑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密谋勾结、居心叵测的情状,暗示其将“阴借外援”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批人不仅曾有协助光绪帝政变的“前科”,还在当时与日本关系紧密,而日本刚刚逼迫韩国皇帝李熙退位,慈禧曾被洋人干涉立储,最终导致庚子事变并狼狈出逃,这无疑触动了慈禧的敏感神经。就在她仍存有犹豫之际,假合照被“巧妙”呈上,慈禧彻底信服:
“相片无讹,默对至时许,叹曰:‘春煊亦通党负我,天下事真弗可逆料矣!虽然彼负我,我不负彼,可准其退休。’”
于是又次日,即七月四日,岑春煊即被以久病未痊的名义,彻底革职赋闲。至此,清流一败涂地,奕劻、袁世凯一方最终取得了丁未政潮的胜利。
在刘禺生的《世载堂杂忆》中,《假照片计陷岑春煊》还拥有另一个版本,那便是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的广东新会人陈少白,为报复两广总督岑春煊借慈禧之眷顾,手段酷烈地查抄富商,就制作了岑与康、梁、麦联坐合影的假照片,出售于大街小巷,刊载于报纸媒体,还重金收买太监,传入宫内,由此慈禧震怒,罢免了岑春煊。而岑为洗脱罪名,便求助于慈禧宠信的太监李莲英。后者则将慈禧扮成观音,与自己扮作韦陀的单人照合成后送给慈禧,暗示这不过是奸人伪造的冤情,于是慈禧意遂释然。然而,在真实的历史中,这一时期双方的关系已经恶化。岑春煊进京后,有人建议他为了维护清誉,“宜绝阉人”,因此在李莲英向其示好馈食时,他便断然拒绝了,李莲英由是深恨之。时人和学者据此推断,正是李莲英参与到了袁世凯等人的运作当中,协助将假照片献给了慈禧。由此观之,岑的落败,或许也有其性格缺陷的原因。据说他曾在初入邮传部时叹曰:“过刚则折,微特不克报国家,且恐为佥壬所中。”竟不幸一语成谶。
丁未政潮极大地影响了清廷的政局和新政的结果。客观上,奕劻、袁世凯与瞿鸿禨、岑春煊两方阵营的争斗与内耗,导致了以载沣为首的满族权贵的崛起。继岑春煊被斗倒,袁世凯也在同年被朝廷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去了最后的军权。因此,这场假照片事件的谋划人与受害者,都不是真正的赢家。反而是那个看似感性、优柔寡断的慈禧,在拉一派、打一派的“摇摆不定”中,压制了自太平天国起便逐年膨胀的汉人官僚势力,在后续的立宪过程中令满人“联翩而长部务,汉人之势大拙”。然而,这赤裸的“重满抑汉”倾向,与最终皇族内阁的出台,却也彻底将清廷立宪的改革工作钉在了耻辱柱上。而在深重的失望与愤怒中诞生的中华民国,也将把清王朝彻底倾覆。在此过程中,在丁未政潮中先后落败的岑春煊与袁世凯殊途同归,一个被任命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却支持了起义;另一个在奉诏率军讨贼后却威逼了清帝退位,纷纷成了所谓“爱新觉罗王朝的两大叛臣”。假使慈禧死后有灵,她便能知晓自己亦不是最终的赢家……
参考文献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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